次贷危机后，美元等国际货币加速流入中国，导致中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在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制的背景下，对外汇管理的强调“宽进严出”，加上对外贸易与外资的长期双顺差，使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到2014年6月底，外汇储备达到了39 932亿美元的高峰值，给我国的外汇管理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在2015年A股股灾中，外国资本曾试图做空中国，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明显下降，近年来，由于美联储的缩表，一些美元又回到了国内，再加上中国不再追求长期贸易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几年基本上维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数据显示，到2020年8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6 46亿美元。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市场上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如“藏汇于企”、“藏汇于民”等，而我也多次撰文论述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谈了我的一些观点，如美元对欧元的外汇储备比例，持有美债额度，建立战略储备，以及全球战略投资。现在，个人认为我国在持有美债额度和建立战略储备等方面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本来中美两国长期存在的利差有利于美元对人民币的长期套利，但在美联储2017年10月缩表后，这种利差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美联储缩表注定不会是一种长期行为，这是由美国经济危机周期规律决定的，因此在新冠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将利率调回到零利率区间，并推出了超级QE政策，而零利率+超级QE对我国的储备管理极为不利，不仅使我国的储备出现利差损失，而且还要承受美元的长期贬值和美国债务危机的转嫁。

　　中国本来应该在外汇储备结构上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美国把中国作为其战略对手后，中国更应该加大对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力度，但事实上，中国在持有美债方面的调整有限，这使得我国外汇管理变得更加被动。

　　在新冠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国际流动性趋紧，加上华尔街的汇率操纵，美元一度飙升。随着避险资金涌入美债市场，美债价格也随之上扬，美债收益率跌至历史低位，美联储的超级QE政策又把美债收益率牢牢地压在了历史低位。在此周期中，美债价格与美元汇率出现明显的双峰式走势，可以说是我国合理削减美债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市场遭受了沉重打击，黄金、白银、铜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大幅下跌，白银和铜价格分别跌至近二十年低点和十年低点，长期来看，这些国际大宗商品都是我国实体经济需求的重要增长点，特别是未来科技制造业。美债价高企+美元汇率高企+国际大宗商品低企，这样的资产结构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来说，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调结构机会。

　　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作为全球白银生产和消费大国之一，中国在未来随着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国内的白银工业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此外，华尔街为防范美元未来的严重失实而大量储备了大量白银；而中国对铜的需求则更大。所以，中国完全有能力给这些国际商品定价，而且，如果把部分外汇储备在历史上的低价区和大周期的低价区转化成这些资产，其外汇储备的升值潜力明显优于持有美债。

　　但是，实际上，我国的外汇储备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然故我地持有着美债，仅仅对美债进行了适度的减持，这不仅与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布局不符，而且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增值不符，令人十分困惑。

　　在前几次美元大幅下跌后，国内有一些评论认为美元不存在长期下跌的可能，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判断值得商榷。

　　第一，美国对华、对欧战略的变化，给美元的长期稳定带来了可变因素；第二，美国的逆全球化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更加背道而驰，必然使其国际地位下降。

　　第二，美联储借新冠危机重创超发货币，一方面是救市，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债务危机的转嫁。最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因为货币超发而走出金融危机，而是因为资产泡沫问题而恶化，并且至今仍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从长远来看，几乎每十年美国就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为了拯救市场，美联储就必须不断地发行更多的货币，这是由美国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所决定的，所以我认为，美元还会继续走软，这是由美国债务的高速增长所决定的，不是个人意愿所决定的，所以如果持有美债，那么单是汇率损失就会很严重，而且还要承担利差和收益率等损失。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以维护国际霸权为基本目标，通过冷战斗垮前苏，通过广场协议重击日本，通过债务危机的长期转嫁几乎拖垮了欧盟，目前，美国不仅在战略上转向中国，而且是在华尔街向全球转嫁债务危机的关键周期，在这样一个周期中，中国本来就应该削减美债，积极进行金融风控，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债又是中美博弈的筹码，中国永远不能在美国对我步步为营的情况下，通过美债体系对美国进行长时间的打击。